社员在田间劳作。 

　　农户与合作社签土地流转协议。 

　　■ “在农业产业化初期，农户不相信企业，企业也不相信农户的现象普遍存在。” 

　　■ 在“公司+农户”演进为“公司+专业合作社+农户”后，企业与农户通过合作社的撮合，成为共同进退的利益 

　　联合体。 

　　合作社向农户宣传发展模式。 

　　现在 农企“精诚合作” 

　　在去年7月以前，黔江区中塘乡兴泉村1组村民罗琼，还是一个在自家2.7亩承包地里自耕自营的“自耕农”。但自去年7月中塘顺意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后，她就多了两个身份：合作社的股东和理事。 

　　股东身份，来自于她将自家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，以每亩350公斤稻谷的市场价作价入股加入合作社；成为理事，则是因为村民的信任和推选。 

　　从那以后，罗琼的生产方式就发生改变：以前是自己估摸着市场需求种植农作物，到了上市时节再找买家，如今是在合作社的组织下统一耕作、经营土地。 

　　黔江区区供销社业务发展科科长董世成告诉记者，在去年7月，以中塘乡为核心，黔江区共6个乡镇的1476个农户以自家承包地作价入股成立合作社，并从中产生了理事、理事长、监事、监事长等管理人员。 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1476个农户以合作社为纽带，踏上了与绿满地蔬菜种植公司的蜜月之旅———按照合作模式，绿满地负责合作社前期的生产资料、技术规范和流动资金，以及后期的品牌包装和市场营销；合作社则按照公司意图组织农户生产。农产品销售后，入股社员以其入股比例参与分红和享受二次红利。如此，农户种植蔬菜不用投入分文现金，还不用担心市场销路问题。 

　　这就是每天一大早，罗琼就会到村里的蔬菜基地，与绿满地公司的管理人员共同实施田间管理的原因。“我们是精诚合作。”罗琼笑称。 

　　曾经 彼此“言而无信” 

　　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。那时，罗琼等农户不仅对各色农业龙头企业心怀成见，还曾经发誓不再相信这些企业的“鬼话”。 

　　成见，是因为曾被忽悠。 

　　“前些年我们上过企业的当！”罗琼的邻居、60岁老农庞梁杨告诉记者，2008年辣椒行情火爆之时，一家龙头企业来村里引导农户种植辣椒，并逐户签下白底黑字的收购协议。但到了辣椒收购时节，由于辣椒价格大幅跌落，之前信誓旦旦的企业就突然玩起失踪，成片辣椒直至烂掉也无人问津。农户辛苦几个月一场空欢喜，每亩地还白白损失价值近200元钱的种子、肥料和农药。 

　　不仅仅是种植辣椒一场空。村民们告诉记者，前些年里，还有不少企业来引导农户种植青蒿、药材等等，但每次都是一旦收获时节行情不好，这些企业就立马“人间蒸发”，让一纸协议成为无用的道具。找不着企业，愤怒的农户就拥堵到乡政府门口讨要说法，弄得“满城风雨”。 

　　上当多了，胆子就小了。一段时间里，名头再响的龙头企业到中塘寻求合作，农民都嗤之以鼻。 

　　但在另一头，企业也在叫冤。一位龙头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，该公司某次与农户合作发展订单农业时，因后来的市场行情价远高于收购协议价，不少农户就悄悄将农产品卖给商贩，让公司费了大力打开市场后却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。 

　　“在农业产业化初期，农户不相信企业，企业也不相信农户的现象普遍存在。”西南大学一位学者说。 

　　破局 结成利益共同体 

　　如何让农企重建信任与合作？ 

　　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在庞梁杨所说的“上当”时期，由于缺少利益 

　　社员在河里淘藕。 

　　共享、风险分担的机制，一纸协议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，农户和企业表面上是合作关系，实际上却相互猜疑和提防。 

　　兴泉村一农户坦承：“以前我们担心企业不按时按价收购农产品，企业却又担心我们不按时按价交售农产品。” 

　　前述西南大学学者将以前那种“企业+农户”的合作方式，称作农企合作的“简单订单模式”。在这种模式之下，农户和企业都有自己的“小九九”：即便农企双方都严格履行协议，但如果收获期农产品的市场价远高于当初的协议价，农户们会认为企业赚了大头而心有不甘；反之，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略高甚至低于协议价，企业又会因为农户旱涝保收而心怀不爽。 

　　“这使得农企之间存在着非良性的博弈关系。”这位学者说，这也是“简单订单模式”难以具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。 

　　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，则改变了以往那种显得低级的农企关系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通过资金与技术实现紧密合作，推行“企业+专业合作社+农户”的新型模式，将农户与企业捆绑成一个共同进退的利益整体———合作社成员将承包地作价入股，就把自己的收益与企业和合作社的总体收益绑在一起，只有坚决维护企业和合作社的利益，才能分享更多红利；企业同样不傻———只有通过合作社组织农户高效生产，才有钱赚。 

　　“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蚱蜢！”庞梁杨一个形象的比喻，贴切地说明了现在农企关系的水乳交融。